本文节选自郑永年、黄彦杰新书《制内市场：中国的管治政治经济学》的英文版序言。

译者：陆芃樵，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编者按
郑永年教授和黄彦杰博士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完成了一部长达500页的英文著作Market In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tion in China（中译文为《制内市场：中国的管治政治经济学》）。剑桥大学出版社刚刚推出了这本著作的精装本和简装本。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诺兰（Peter Nolan）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Wang Gungwu）教授都对这本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为了解决这些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的古老且宏大的问题，我们分析了隐藏在中国经济奇迹和政治发展背后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和机制。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领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核心问题。

首先，中国的经济奇迹给学术界带来了巨大的学术挑战。我们需要探索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新型国家和市场、资本和社会，以及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形成。尽管中国向西方敞开了大门，但鉴于我们无法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找到极为相似的体系，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对我们而言仍然是未知的。

学者们曾试图运用各种以西方发展经验为语境而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然而，他们发现很难使用任何既有的西方经济学概念和理论来圆满地解释这一奇迹。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他曾在芝加哥大学接受学术训练，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总裁，现任教于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一样，已经阐述了既有概念和理论为何无法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多年来，林毅夫一直呼吁中国经济学家在寻找新的解释方面敢于创新和创造。事实上，他和同事们也一直在寻找他们认为能够更有力解释中国发展经验的新概念和理论，譬如，他们试图将中国置于东亚奇迹的背景下。虽然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这种解释并没有超越现有的西方分析框架。

自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出的概念和理论已经被广泛而深入地应用于当代中国这一案例。尽管学者们了解中国崛起的早期中国经济改革的特定政治和制度背景，但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向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转型。一直到最近为止，越来越多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文献都将中国视为正处于“转型”中，明确暗示中国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一种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体。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

近年来，中国的另一批学者也在试图在中国重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就是那些传统上占主导地位，但其解释在新时代受到西方受训的经济学家严重威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未能解释中国的发展，其在当代的复兴主要是为了解释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负面社会后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其他学派之间的争论继续在意识形态上而不是在学术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用作为现有政权提供意识形态辩护，或反驳西方其他经济学派（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工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中国无关。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很多消极的社会后果乃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是资本主义发展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冲击，而中国的发展确切地证实了马克思是正确的。的确，可行的概念和理论必须能够到达两项要求：它不仅得解释中国经济奇迹是如何实现的，而且还得解释各种形式的社会后果如何与快速发展的过程紧密联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具有相关性，因为它试图解释经济发展的过程及其社会后果。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为这些社会后果提供经济解决方案，其解决方案（即革命）还是过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不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性质也确实给中国的学术界带来了严重的知识和政治挑战。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很大程度上聚焦于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而未考虑从全球和比较的视角来理解这一发展。在认识到现有文献的局限性之后，学者们已通过将中国置于国际背景下来寻找对中国发展的新解释。对中国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研究就是这一类型研究的一个例子，它强调全球和比较的视角。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拥抱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然而，学者们发现，中国的市场经济或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属于任何西方的类型，而是仍保有独特的中国特色。他们因此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这些后果被视为是不好的。例如，黄亚生讲述了一个“两个中国的故事”——一个富有创业精神的乡村中国和一个国家控制的城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乡村中国占据上风，其结果是迅速而普惠的增长；而到了90年代，以国家为中心的城市中国模式取得了胜利。在这十年中，国家扭转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农村实验，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了长期的破坏。 20世纪90年代及之后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产物是金融部门薄弱，收入差距扩大，文盲率上升，生产率下降以及个人收入增长减少。虽然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在迅速增长，但增长背后对于财富的影响差异极大。

黄亚生认为，要纠正这些问题，中国必须将其资本主义转变为一种与西方类似的全面的资本主义形态。他尤其强调民主的作用（例如在对印度这一案例的研究中），以及在从“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这一转型过程中的私有化。不难发现与许多其他学者一样，黄亚生的解释深深植根于西方的发展经验。在西方经验中资本主义即意味着私有制和私营企业。根据这种解释，中国似乎以错误的方式在发展。虽然政府允许并鼓励私营部门的发展，但国有部门的大规模私有化并未实现；相反，中国发展出越发庞大的国有部门，而且国家资本主义已成为市场的主导。

任何忽视不断发展的国有部门的概念或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相关问题。然而，“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未能解释中国的市场体系及其所有社会政治后果。譬如，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捕捉到中国市场体系的深度和广度。国家资本主义只是当今中国存在的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之一。国家资本主义占据的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其他类型的资本主义在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引发社会后果方面没有发挥作用。

事实上，虽然黄亚生痛惜国家资本主义以牺牲私营企业为代价崛起，但他忽视了私营企业的崛起，例如从1995年到2014年城市中非国有部门就业人口比重从15%增长至60%这一事实。而且，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国家总能够主导以国有企业资产和经济力量形式存在的资本，尽管后者在理论上属于国家。国家和其资本代理人之间存在着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或利益冲突。虽然国家试图控制其资本，后者希望通过引入市场来规避这种控制。

就研究方法论而言，“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在政策层面制定的，特别是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方面。它的重点是政府政策和发展战略如何影响各种主体的经济行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概念并未指向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层面。它们有时决定了中央政府的政策，而不是被后者决定。在文献中，学者往往会告诉我们政府政策如何塑造了不符合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中国经济。但仅仅关注政策层面的因素不会引导我们探索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是如何成型，以及如何发挥作用，从而塑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注：作者此书的研究计划、主要观点和结构“IPP评论”将在明天刊发，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