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政委灿荣  政委荐书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关系教授

发展靠理性，不靠激情，事实证明，“愿景治国”“口号治国”是行不通的，要发展，就要尊重市场规律。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杀头的事有人肯干，赔钱的事却没人肯干。资本天然趋利，全球化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再用政治把它关上。

一、逆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开放4.0

自2019年以来，逆全球化的呼声日渐嘹亮，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更成为焦点话题。

逆全球化暴露出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短板：在现实层面，经济与政治并未真正脱钩，所谓市场自主、贸易自由，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

特别是在国际贸易领域，政治经济学仍然占统治地位。政治随时可以伸出“看得见的手”，将竞争对手清剿出局。

由此带来巨大的思想困境：在相当时期，国人奉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圭臬，而当这一思想方法与现实相乖离，我们该何去何从？

是彻底否定它，转向民粹主义？还是深入思考，刷新并升级我们的认识力？

带着这些疑问，去读郑永年先生的《贸易与理性》，会惊叹于其中的通达、理性、平实。

在作者看来，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不论阻力多大，中国都应坚定信心、坚持理性，继续站在风口上。

换言之，世界越封闭，中国就越应开放。

二、“中国道路”不是“美国道路”的克隆版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府力推逆全球化，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退出多个国际组织。

其二，与中国等国家发起贸易战。

其三，搅动民粹主义情绪。

在新冠疫情压力下，美国政府更是加速了供应链“去中国化”操作，引起国内产业界的普遍焦虑。

焦虑的产生，源于这样的误会：

认为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经济是在重复“美国道路”，并因此取得快速增长，一旦失去美国背景，未来可能寸步难行。

在本书中，郑永年先生指出：“中国道路”与“美国道路”并不相同，二者依据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学。

在西方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政治与经济是一个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至今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古希腊时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也认为政治、经济不可分，与中国古人看法一致。

但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出现了数千个小王国，长期并存。在如何扩张上，商人们与国王们达成共识，政治与经济从此展开合作。其结果是，经济与政治脱钩，取得独立地位。

为强化此地位，资本进而赞同“保护社会”，使社会、政府相互制衡。

其结果是：政府与发展分离，政治人物想推动发展，也无有效办法。随着经济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政府日渐被边缘化。

全球化后，资本实力陡增，贫富两极分化加速，引发社会冲突。可从“占领华尔街”，到“BLM运动”，西方政府始终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可见，“美国问题”是“美国道路”内生的困境，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必然结果。

相比之下，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经济一直未获得独立地位，它始终呈现为三层资本共存的结构，即：

顶层永远是国家资本，中层是国家与社会的结合，底层才是自由的民间资本。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层市场。

这种结构的缺点是，中国错过了大分流的机遇，未能率先实现近代化，但它也有优点——最大化地保证发展。

在中国政治经济学语境下，发展始终是政府的重要责任之一。

正如古代中国最优秀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管子》，它不谈“供需”，只谈“轻重”。“供需”的主体是市场，而“轻重”的主体是政府。

三、推倒重来是不负责任的想法

沿着两种不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就能解释：为什么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却没有爆发重大经济危机；

以及，为什么中国能快速完成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能大规模有效扶贫等。

任何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都会受到阵发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可“二战”后，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长期的、持续的增长，奇迹的达成，与儒家文化坚信“政府有义务推动经济发展”有关。

不否认，中国政治经济学也有自身的困境。

比如：怎样在三层市场中实现平等，使所有企业能享受同样的权利，从而保护好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

再如，如何避免国家资本独大，三层变成一层，在历史上，王莽时期、王安石新政时期、朱元璋时期、改革开放前时期，都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反而给经济发展带来伤害。

然而，一定要将中国政治经济学归并到西方经济学脉络上，要求它做出根本性改变，将经济与政治剥离开来，则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还会付出惨重代价。

更重要的是，这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无法得到人民的支持。

任何系统都是优劣并存，从没有一个系统能适应所有时代、所有国家。这就要面对真问题，逐步修正，而非不负责任地推倒重来。

现实的问题是，西方政治经济学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存有巨大误会。

从政治与经济分离的视角看，中国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常被误读成强化自身实力，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威胁，必须加以遏制。

四、虚构出来的“中国威胁”

特朗普政府反复强调“中国威胁”，却刻意忽略了几个问题：

首先，在政治主张层面，中国与美国没有根本冲突。

其次，在政治操作层面，中国对美并无威胁。

其三，中国政府对美国内部事务毫无兴趣，也未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

换言之，中美矛盾的实质是经济冲突，不是政治冲突，把它升格为政治问题，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激化矛盾。

其实，早在2008年，美国政府便明确提出“逆全球化”主张，采取“制造业回流”战略，可从结果看，2008年，美国制造业在GDP中尚占15%左右，到2019年，反而下滑到11%。

发展靠理性，不靠激情，事实证明，“愿景治国”“口号治国”是行不通的，要发展，就要尊重市场规律。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杀头的事有人肯干，赔钱的事却没人肯干。

资本天然趋利，全球化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再用政治把它关上，在全球化时代，谁是效率的洼地，谁就会被淘汰，特朗普政府寄望于“效率不足政治补”，未必明知。

但在书中，郑永年也明确指出，应正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优点，即：强烈的现实感、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

事实是，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对美国毫无威胁，在经济上对美国也毫无威胁。美国最不可能，也最不应该与中国发生贸易战。

可西方政治经济学天然带有竞争基因，它开放却不包容，不允许任何一点威胁存在，这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更多关注内部完全不同。

在高竞争时代，如何提高敏感度，如何磨炼主动竞争、主动出击的意识，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的议题。

五、“以暴制暴”是最坏的方法

面对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的操作，该如何应对？

最坏的方法是：以暴制暴，不自觉地接受对方塑造，结果很可能从经济纠纷，真的升格为政治纠纷，落入对方设下的诅咒中。

在历史上，“一战”前的德国便犯了这种错误，给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面对民粹主义的挑战，决不能用民粹主义回击。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论是主动的民粹主义，还是应激的民粹主义，都是反历史、反文明的力量。

旁观者不会具体分辨，谁的民粹主义只是一种策略，大家只会指责弱势一方，并将其污名化。这种污名化最终会变成施暴的借口。

这意味着，斗智斗勇不斗气才是正确的应对之道。不论对手如何挑衅，如何反智，中国政治经济学都应表达出其理性、客制、利他的一面。

在书中，郑永年先生提出了一个概念，即“单边开放”。就是说，不论对方是否开放，我始终保持开放。

翻开历史，英帝国以如此狭窄的国土、如此少的国民，竟一度占据人类居住面积的1/4，成为第二个“日不落帝国”，其成功的关键就在“单边开放”。它帮助英帝国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对手，长时间维持了全球霸主的地位。

美国在“二战”后成为全球霸主，但70多年来，其地位多次遭到挑战，这恰好证明，不懂“单边开放”，将事倍功半，加大成本。

从中国历史看，朝贡体制其实就是一种“单边开放”体制，从整体看，它维持了东亚世界上千年的稳定，堪称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奇迹。

这启迪着今天的中国，坚定去走开放4.0之路——将资本、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等优势带向国际，通过互惠，超越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利益陷阱、地缘政治竞争的狭隘语境，这才是应对逆全球化的最佳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