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创新的问题出在哪里?
2019-03-21 15: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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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把自己的门关起来了。 从1978年到现在的40年里,中国的改革是在开放状态下进行的。当时,刚好赶上1980年代英美国家发起的新一波的全球化。于是,中国成了其中最大的参与者。

改革开放,中国人均GDP不到300美金,资本短缺。然而,要发展一定要有资本。改革初期,中国特别为外资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外资到中国来,前几年可以免税。第一波进来的是海外华人的资本,而后是西方及其他国家的资本。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西方资本才大举进入。到了1990年代,我们开始真正加入这个体系。为了加入WTO,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使之符合世界经济体系的规范。进入这个体系以后,中国一直强调:我们的“接轨”就是为了加入这个世界体系,而不是要推翻它。

到了21世纪初,我们开始资本过剩——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标志性事件。不仅仅是资本,我们的产能、技术、基础设施能力成熟都是撬动发展的动力。于是,中国开始了“走出去”的步伐。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跟世界经济体系的互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今世界体系是由西方欧美国家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对中国不见得公平,所以要在这个体系里进行改革。因此,中国主张联合国体系的改革、世界银行体系的改革、国际和平组织的改革。

十八大以后,中国对外都表达得很清楚,随着经济力量的变化,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亚投行,中国不是要取代现有的世界组织体系,但中国有能力对它做一个补充,通过创新来做制度补充。在制定新规则的时候,中国不仅要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还要考虑到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体系的利益。

当世界走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这个经济舞台上的重要一员:我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银行、WTO等所有的重要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也随之水涨船高。

欧美主要国家目前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因为欧洲人、美国人不可避免地会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实际上,中国怎么改,也不可能变成美国或欧洲那种市场经济。

中国逐步成为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没必要一定要与西方市场同质化,这是不可能的。即使中国有这样的意图也办不到,因为结构不一样、文化不一样、甚至人也不一样。但不一样的市场制度不见得一定会发生冲突,这是一个互相调适的问题。当然,整个西方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市场经济的标准定义。英美经济跟欧洲大陆不一样,德日也不一样。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是最好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西方的市场经济逃避不了周期性的危机,如1930年的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发挥的作用要比西方的更大。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的经济危机,这跟政府的调节作用有关。对发展模式的探索也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法英等欧洲国家、新加坡的国有部分比例不比中国低。但是相较这两个国家,中国政府,尤其地方政府发挥的作用还是相对过大,市场的作用还并不充分,而市场是分配资源最有效的方式。这一点,中国还是存在很多可改进的空间。纵观世界,资本主导的西方出现了问题,计划经济主导的国家也出现问题了,混合经济是大势所趋。

互联网只有美国一家独大。毛泽东有一句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骄傲使人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很多年来,大家都说这个世界上互联网只有中美两强。确实,美国和中国都有很多大型互联网公司,日本、欧洲没有。但是,我的观点不一样。在我看来,互联网只有美国一家独大,因为中国只是应用了美国的原创性技术。这次中兴事件,就暴露出我们的弱点:人家不给你芯片,你就休克了。触屏、系统(WINDOWS、Android)都不是我们的,如果人家这些系统都不给你用,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其实,中国所谓很多创新都是应用性的东西。我们的游戏占有的海外市场比美国大。但是,我们要看到差距背后的原因:美国对这些不感兴趣,美国做标准,中国只是做地方市场。并且,这个地方市场也建立在美国的技术之上,中国很少有原创性的东西。中国要好好地排查一下自己的家底,弄清楚到底走到了哪一步。现在,中国面临的情况是离不开外国技术。美国确实要依靠中国市场赚钱,但是,缺了中国,它自己没有致命的问题。诚然,当今世界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各有分工,不需要事必躬亲。但是,对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来说,核心技术必须独立自主——世界市场是稳定运作的,没问题;一旦出现问题,有国家对我们发起贸易冷战、技术封锁,就会面临困境。

勿把“中国组装”当成“中国制造”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制造”引起了西方的恐慌。然而,比较一下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制造”、80年代的“日本制造”,就会发现,“中国制造”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德国、日本整个东西都是他们自己的,而“中国制造”很多产品是从西方和其他国家过来、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进行了组装,然后再出口。富士康很典型,那只是一个组装工厂,不是中国制造业。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组装”的概念比“中国制造”更科学,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技术成分在里面。现在,工业已经到了4.0版,那是什么概念呢?工业1.0版,就是机械化;2.0版,自动化;3.0版,信息化;4.0版,智能化。

我到广东各地调研时问地方领导:你们的企业到底在哪一个版本?我得到的答案是:大部分的企业还处于1.0版到2.0版之间。中国工业体系确实很全面,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有,3.0版4.0版有很多,但不是原创,核心技术都是国外的。依靠人家的梯子爬上来,人家把梯子抽走,你就会摔下去。通过竞争才能做出自己的原创性的东西,必须靠自己的梯子爬上去,否则永远要跟在人家后面。

对于GDP必须保持清醒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数字得益于我们的人口总量,我们的人均GDP很低,还不到1万美元,而美国人均超过5万,新加坡有5.6万。对比一下,就会明白,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到2050年,中国要分三步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不到两年就是2020年,接下来的15年要怎么走呢?我想,人均GDP至少要再加1万美元左右。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清醒,至少要把自己提升到“亚洲四小龙”的最后一位,即中国台湾的水平(2.5万美元左右)。即使这样,也有很长时间要走——从不到1万到2.5万,还有1.5万美元的距离。早期,我们的发展是简单扩张型的,实现这个跨越,靠廉价劳动力就可以。

但是,从1万到2.5万就比较难。这几年,中央一直强调要从数量型经济转向质量型经济,究其原因,就这个道理。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一定要靠技术、附加值高的产业,这条路可能越走越难,至少不会像前面几十年那么容易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同时,虽然很多人都希望中国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也不能忘记:你离世界舞台越近,所承担的世界责任就越来越大。很多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中的贡献都名列前茅。

但是,如果按照中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来衡量,要求中国做出世界第二的贡献,那就很不公平了。这不能从总量来看,不能脱离人均GDP。美国人均GDP5万多,中国1万都不到。如果在该项投入过多,怎么跟国民交代呢?如何实现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呢?所以不能过度地承担责任,影响到国内可持续的发展。一旦内部可持续发展出现问题,外在影响力也就成了无本之木了。因此,外部责任要与国内发展情况相适应。

▲ 本文选自郑永年教授最新力作《大趋势:中国下一步》
编辑荐语:
改革“高潮期”,中国如何走好下一步?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用国际视野、世界眼光系统解读中国的改革逻辑,分析新常态下中国面临的新风险和挑战,探寻中国前进道路的正确方向。这是每一位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人不可错过的著作。
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中国期待再次进入一个“改革高潮期”。与此同时,当前的国际环境也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如何在国内国际如此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找到改革的正确方向,从而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是本书研究的重要课题。
《大趋势:中国下一步》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的挖掘,着重回答中国的改革已经做了什么,改革的现状如何,面临什么新问题和新风险,未来的改革作何选择等关键性的问题,对我们无法确定的未来给予有益的指导。

中国不会是下一个美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不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它是今天支撑整个国际体系的两根柱子,哪一根都不能倒,倒了天就塌下来了。其他的关系都是辅助性的。另外,所谓的G2模式并不是说中美两国要同质化、掌握同样的领导权。

首先,美国的发展模式跟中国不一样。在中国发展的时代,中国不可能再搞以前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只能通过现在自己的方式走出去。

其次,美国充当了世界警察,中国没有这个想法。美国在海外驻军有多少?中国除了联合国维和部队,有海外驻军吗?中国在吉布提建立了首个海外基地,炒得很热,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简单的补给站。美国以前占领过日本、德国,中国会吗?不会。中国为什么要搞多边主义?正是由于世界并非只是中美两个国家的,大家都要出钱出力,来维持世界秩序。因此,G2提出了好几年,中国官方从来没接受过。G2的说法只是表明这两个国家都很重要:两个国家合作,能解决很多问题;两个国家不合作,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两个国家对抗了,很多国家都要遭殃。

进一步来说,在更大的程度上,G2标志着责任,而非权力。美国现在从联合国的一些机构退出去——当世界警察当烦了,没钱再当世界警察了。当美国不承担责任、只使用权力时,大家就会说它是个大坏蛋。中国会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但是,中国不是美国。我想,有一个美国已经够糟糕了,再来一个的话,更糟糕。

我们被欺负了吗?今后,中国与美国乃至世界需要互相调适。一方面,其他国家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中国的文化、法律、法规或者政策,等等;另一方面,中国也要适应世界体系的规则与文化,就如同任何人去美国,就要适应美国当地的法律,去欧洲、日本也一样。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但是,只有当中国跟世界互相调适过、互相适应了,才能实现真正的“一体化”。于是,大家看到,中国跟有些国家之间存在些摩擦,这是非常正常的状态,没有摩擦才不正常。以WTO问题为例,中国做了妥协,美国为了让中国成为这个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也做了妥协。

今天,特朗普认为美国向中国妥协太多了,对WTO不满了;中国认为自己的妥协也很多了,不愿意更多。这些看法都是从自己国家利益的角度上考量的,容易理解。有人感觉这个调适过程,好像我们被人家欺负了。其实不然,妥协都是双向的,人家到中国来要遵循中国的法律法规。换言之,我们的企业去了美国,就要按照美国的法律行动,美国的企业到了中国也是一样。另外,就像上文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给了外资很多优惠,如果放在现在,可能有些人就不接受了,要“人人平等”。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平常心态,去评价当前中国和世界相互适应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摩擦和问题,不要太情绪化。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没必要把它当成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也不要用民族主义情绪,或者说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眼光来看待它。美国要适应中国,中国也要调适自己。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从整个世界史来看,进步都需要改革开放。改革就是内部改革、外面开放。中国跟世界体系发生的变化就是开放。唐朝的时候,中国多么开放,很多政府的部长级官员都是外国人。现在说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在唐宋就有了。这几年,南海海域发掘出了中国宋朝沉船,证明那个时候中国的贸易已经很发达了,明清以后,慢慢又封闭起来。1500年世界海洋时代拉开帷幕,拥有着强大海上力量的明朝却实行了海禁政策,中国由此失去了一个时代。不过,即便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中国的瓷器也远销到欧洲。在当时的欧洲,中国瓷器受追捧的程度超过了今天的iPhone。我在英国待过几年,到欧洲各个大家族去看,如果没有中国瓷器,这个家族就算不上贵族。

中国要吸取这个教训,切勿陷入“明朝陷阱”。改革开放的道路,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国家领导人宣布的几项重大的改革,如海南岛自由贸易区、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这些都必须是在开放条件下才能做起来,也只能在开放条件下发展下去。这几年,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但是从达沃斯到博鳌,中国一再强调,即使面临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还是要开放、更加开放。从更宏观的视角观察,中国40年的成就都建立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也只能通过持续的改革开放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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