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四十年?
2018-12-18 13: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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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在制度建设方面成绩显著,那么,下一步改革的关键主要是什么?在扩大开放中应该怎样更好地化解外部环境的挑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日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

四十年成就巨大

《21世纪》: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如何衡量这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

郑永年:可以用一个坐标来衡量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成就,这个坐标包括了三方面:物质、心理和制度。物质坐标,是直观的,比较容易衡量,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心理坐标,就是指人心,这个坐标比较主观,当然大部分人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好处;制度坐标,就是指国家的制度建设。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在他们崛起的过程中,制度建设是最重要、最关键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瞩目。具体而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主要在三个方面成绩巨大:第一是经济发展,解决了发展问题,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前人均国民收入不到300美元,发展到现在人均国民收入超过9000美元,并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得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尽管现在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但从比较的角度来观察,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

第二是制度建设,中国已经建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从经济制度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建立了基本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混合经济体制已经形成,民营经济已经撑起了半壁江山,从投资总量占比看,2012年以来,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已连续5年超过60%,最高时候达65.4%。

从政治制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之后,形成了决策、执行和监察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既有科学决策,又有执行层面的制度建设,更有监督制度。

继续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

《21世纪》:我们还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需要实现哪些目标呢?

郑永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性的政党。你放眼世界,能有这么长远规划的执政党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很显然,这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政治制度和秩序的发展。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忘初心的政党。

中国还会遇到一些问题和挑战,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例如,贫困群体需要得到发展。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带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1世纪》: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这项任务的意义和关键是什么?

郑永年:就如邓小平南方讲话时所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经济发展必须要与社会发展协调起来,中国才能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经济发展的目的并不在于培养多少富人,解决贫富差距也是社会均衡发展的要义。脱贫攻坚战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这就是中国最基本的发展观和人权观,即社会要均衡发展,普通民众要分享发展成果。

《21世纪》:国企改革应该如何推进?

郑永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企发挥了巨大作用,平顺经济主要依靠国企的力量,国企也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西方经济体调节经济主要有两种手段,一是财政,二是货币。而中国有三种手段,除了财政、货币,还有国企。因此,得益于国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避免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当下,舆论也在讨论民企的发展,其实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最重要的都是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需要完善的规制、法治的环境。并不是说,民企发展困难了,给民企多点融资扶持就可以了。现在重视营商环境就是在往这个方面努力。

至于国企,其实中国也出台了不少改革方案,比如要求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不能与民争利。对于国企来说,要在该去的领域(自然垄断、公共服务等)发展,应该理顺国企的发展空间,并推进竞争性领域的市场化程度。现在这些改革方案已经基本形成,关键在于执行。

《21世纪》:土地制度改革如何推进?

郑永年:中国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保障农民财产权益。

土地制度改革正在不断推进,在这项重要的改革中,最关键的有两方面:第一是要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在基层中,要避免“强人”占有土地权益,而侵占农民对土地的合法权益。第二是要允许宅基地的合理流动,加大流动性。盘活闲置宅基地,可以为中国经济作出很大贡献。新农村建设并不仅仅在于多建几所公共厕所,或是简单地整顿村容村貌,更重要的是要在农村农民与城市中产阶层之间建立一种双向流动,即农民可以通过城镇化流动到城市去务工,而城市中产人士也可以通过新农村建设流动到农村去。这种双向流动,一方面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有很大帮助,因为城市中产阶层不乏一些有能力的人,并且他们有技术、有学识、有社会资本、有吃苦肯干的创业精神,他们流动到农村后,可以为农村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与眼界。而且,如果他们能在农村得到发展,那么也可以避免城市中产阶层的衰败。

未来关键是加强执行力

《21世纪》:下一阶段改革开放的关键任务是什么?

郑永年:首先是增强执行力。我们已经有好的政策与明确的目标,重点在于落实与执行。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出台了1500多项改革方案,下一步重点是落实好这些方案,加强执行力。在落实改革方案与政策方面,可以考虑出台改革促进法,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保政策落实,确保执行的每个重要细节。这就讲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依法治国。

中国正在不断地向依法治国转型。中国的制度建设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了很大发展,法治是制度建设的最高目标。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说,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于2018年组建。十九大报告也提出了,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向依法治国转型,可以为下一步改革开放更好地保驾护航。

《21世纪》:在制度建设方面,还应该完善哪些方面?

郑永年:大的基本方向已经确立。大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主要是政策要落实好,制度建设要进一步完善。前面说的决策、执行、监察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还有完善的空间,决策需要更为科学,以前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多一些,现在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比较多,那么决策的科学性需要保证,而且需要处理好央地的财权与事权的匹配性,才能在具体实践中更好地落实中央政策。执行层面,执行好每一项政策,就是刚才谈到的,首先需要政策具有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监察层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已经取得实效,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有效实施。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监察权的边界在哪里,确立边界能更好地行使这项重要的权力。

以深化改革应对环境变化

《21世纪》:改革开放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郑永年: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与世界发生良性互动。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相比之下,中国的运气已经是非常好了,中国已经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和平环境,在经济发展领域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已经使得大部分中国人脱贫,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1980年代,中国的策略主要是“请进来”,即把外部世界先进的技术请进来,招商引资;从19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通过谈判加入了WTO,这实际上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现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要特征是“走出去”,这既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也可以在国内资本与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在外部世界寻求更多的发展。在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这个倡议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21世纪》:欧洲的形势变化对国内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吗?

郑永年:现在外部环境似乎与以往不太一样了,除了中美贸易摩擦,欧洲近来也不太安宁,法国“黄马甲”抗议示威运动仍未平息,德国总理默克尔卸任党首对德国未来政情的影响也会十分巨大,还有英国脱欧悬而未决。因此,欧洲内部的变化将会十分巨大,这不是一个好的方面,因为众所周知的是,地缘政治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应该集中精力加快推进国内的各项重要改革。对外方面,中国一直主张多边主义,这是非常好的原则,在多边主义原则之下,双边关系也需要非常重视,因为经济贸易往来毕竟最终是要落到双边关系上,做生意都是一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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