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大湾区评论   原创 郑永年

导读 · 2023.03.08

3月5日，总书记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今年以来，全国多个省市也陆续召开了高质量发展大会，“高质量发展”成为2023年的热词。围绕“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个话题，郑永年教授以广东为例，从技术进步、人才建设、制度改革、城乡统筹等多个方面系统地阐释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他指出，改革、开放和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三大法宝。

改革开放与广东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实际上与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路径类似，都是向外资开放的外向型经济体。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外贸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战略，使其贸易、加工业兴盛多时。这种发展模式还影响了制造业和城市化的进程。与中国其他地方相比，广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例如，浙江的制造业和城市化进程就以内资驱动；就资本的来源来说，广东顺德发展路径比较像浙江，以内资为主。

整体而言，广东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路径与日本提出的“雁行模式”大致相同。日本的资本和技术转移到了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然后再扩散到中国等其它国家。然而，雁行模式到中国大陆之后略有改变。中国内部也形成了雁行模式——广东作为领头雁先行一步，待发展起来之后，将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扩散到内地，从而推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

为什么广东能够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因为向外资开放，还因为西方世界接受了中国。全球化作为一个整体，促进了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在中美贸易战之前，中国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相向而行，互相强化，这是广东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西方资本的流向，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革命是一个重要节点。二战后至70年代，大部分西方国家都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本和政府两条腿驱动，一方面促进了西方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因为实行高福利政策，使这些经济体变成了以高税收为特点的福利国家。尤其是美国，在里根税收革命之前，其税收水平可高达90%，也被称为“准没收型”税收体制。面对国家内部的高税收，西方资本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发展领域。80年代我刚上大学时，西方福利国家仍在扩张，讨论官僚经济的书多不胜数，原因是西方称之为“第三部门”，即区别于政府与市场的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都是官僚性质的组织运作的，效率不高。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西方经济进入滞胀状态，导致社会普遍不满。

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影响深远

（图源：Politico）

里根和撒切尔的革命就是通过内部改革把这些公共部门私有化，同时放松了金融管制。当资本流转起来后，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也随之流转起来。里根-撒切尔革命盛行之初是在西方，且影响的重点范围在大西洋两岸，随后蔓延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属于西方体系的一部分，在冷战期间才迅速发展起来。冷战期间，除了80年代的日本在某些领域的技术要赶超美国而遭到打压之外，西方体系内基本没有形成尖锐的经济或技术对抗。而且美国对日本的打压是留有余地的，毕竟日本在安全方面依靠美国，美国没有必要将日本完全打压下去。这种矛盾可视为西方体系的内部矛盾，与当前中美之间发生的矛盾性质不同。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前四十年基本上走的也是这种模式，承接了来自西方的资本和技术。当年邓小平先生提出改革开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贫穷社会主义”的问题，即贫穷不是也不应当是社会主义的特征。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与中国的人口红利、廉价土地成本互取所需、紧密结合，一方面满足了西方资本扩张的需求，另一方面加快中国摆脱“贫穷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国的诸多政策，例如当时中国政府对外资和民营企业征收的低税率政策，使得部分领域甚至可以在数年内不征税，中国由此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

外向型经济是广东模式最重要的特征。改革开放后前几十年的发展中环保意识不足，对生产导致的污染问题惩罚力度不大。但西方早在70年代就有环保意识和环保运动了，因此外资和技术就更有动力进入中国。广东设立多个沿海经济特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由中央颁布政策，授权部分地区运行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体制。如果广东的发展有模式，那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模式，而且广东把自身的生产要素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2021年，广东省GDP超12万亿元，超过韩国

（图源：时代周报）

后来经济学家经常把中国所具有的优势概括为“劳动力红利”。“劳动力红利”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有，但在进行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释放出来。直到80年代初期，很多人认为经济发展可能赶不上人口的快速增长，因此需要计划生育。“劳动力红利”本身很难解释经济的发展。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看，“劳动力红利”发挥的前提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东莞、深圳等城市的加工制造业为什么如此发达？中国为什么可以成为世界工厂？正是西方的技术扩散与我们的“劳动力红利”的有效结合。同一时期，为什么资本流到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流到西方普遍认可的所谓民主国家印度？这就要强调我们的体制改革。资本不是愿意到哪去就可以到哪去的，需要资本与外资接受国双方接轨且有效配合。比方说现在的西方资本就不愿意、也不可能到朝鲜去，但却可以流到同样是共产主义国家的越南去。

邓小平当年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虽然资本是无国界的，但不是只要国境一开放，资本就可以进来。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到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叶利钦，再到现任总统普京，他们都曾亲近西方，也曾打开国门、向西方开放市场，但俄罗斯就是吸引不来大量的西方资本。不少人认为“资本唯利是图”，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现实说明，并不是任何市场开放后资本就自然进入的——这就必须提到政治因素。西方的资本和技术愿意到中国来是因为西方曾抱有幻想，认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会逐渐使其体制变成西方所能够接受的体制。

以上各种要素结合起来，形成了合力，才造就了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模式。去掉任何一个要素，我们都无法完整解释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

中国的内外部环境变化与挑战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内外部兼有的。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首先出现了内部挑战。正如雁行模式所揭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会随着生产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发生地理的迁移。中国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提高了，环保意识加强了，企业税收也不能那么优惠了。中国早期对外资有较高的受惠待遇，随着国民待遇原则和不歧视政策的执行，对外资也就不特殊照顾了。广东当时就提出“腾笼换鸟”的概念，即腾出劳动密集型企业，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国内的很多企业迁到越南等国家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这是正常的市场经济规律。

2008年，广东提出“腾笼换鸟”战略

（图源：网络）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外部挑战以中美贸易战为标志，后发展出美国对我们“卡脖子”和系统脱钩等问题。这对珠江三角洲影响很大，因为这个地区还有很多是做代工贸易的民营企业。我们常说“中国制造”，实质上是“中国组装”。80年代以前，无论是“日本制造”、“德国制造”还是“美国制造”，大部分国家生产的都是成品，只有少量零部件来自其他国家。90年代后，东莞等珠三角城市的产品零件，包括附加值更高的零件，都是从其他国家运到本地组装再出口。所以我们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其实有夸大成分，更准确说是“世界组装基地”。从“中国制造”发展到“中国智造”，其中所缺乏的就是原创性的东西。

中国80年代后的发展，依靠美西方的技术扩散，并将其加以应用。这使得我们在发挥劳动生产要素时，原创的东西比较少。这一发展特点与日本、亚洲“四小龙”一样。日本早期的发展也是学习西方的，而韩国很多方面是学日本的，都是通过技术扩散，最后才转化成原创的。

从技术应用升级到原创，中间会有个过程，没有一个国家是从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开始原创。从加工、应用再到原创，每个经济体都必须完成这个过程，而我们现在就是到了一个进步到原创的关键节点。日本、亚洲“四小龙”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紧迫感，因为他们是西方体系的一部分，西方的技术到现在都可以继续应用。但是，现在美西方推动对华脱钩，中国成了被打压的对象，不仅先进的技术不被允许使用，原来使用着的技术也不让继续使用。而美国对华打压的力度远高于当年受打压的日本，因为日本是西方体系的一部分，所以美国的打压总会留有余地。

珠江三角洲今天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一旦遭遇中美系统脱钩，很多产业就要垮下来。比如现在的芯片产业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华为的芯片设计公司海思本身已经具备先进的设计，但一旦美国实施出口限制或者多边协议限制，荷兰就无法向其供应光刻机，台积电无法供应代工芯片，海思的芯片也就无法投产。

2020年中国芯片设计市场区域结构

（图源：前瞻经济学人）

如何更好地理解“卡脖子”和“系统脱钩”的区别？打个比喻，近代以来世界的整个科技系统就像一座山。各个国家、各个文明都对这座山有贡献。阿拉伯世界的医药与数学、中国的“四大发明”以及西方国家都有巨大贡献。二战以前是欧洲主导这座山，二战后是美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接受我们进入这座山，我们也通过改制进入了这座山，并且开始往这座山的顶端爬。现在的情况是，美国不仅不允许中国往科技山峰上爬，即“卡脖子”，还要把中国踢下去，即“系统脱钩”。如果有人声称说我们自己可以再垒一座山，那只能是幻想。苏联的举国体制实践表明，一个世界、两套技术体系是不可能成立的。

一旦“系统脱钩”成真，中国就会面临较大的发展压力。比如2020年，哈工大被禁用数据计算与模拟仿真类软件MatLab后，其研究就受到了很大的阻碍。MatLab已经成为当代理工科专业领域必不可少的工具。在MatLab这类成熟的软件出现以前，手工绘图是普遍的，难道我们要靠回到手工绘图的时代来发展科技吗？这就反映出“系统脱钩”给发展带来的压力。当然，系统脱钩这个命题也不见得能够完全成立，因为中国实际上已经是这座山的一部分了。

随着土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部分资本从中国外流是正常的。但如果一个国家主动退出这座山了，就再也无法回头。比如从沙皇俄国开始，俄国一直想融入西方经济体系。然而，一旦苏俄选择“退出帝国主义体系”，这一切就回不去了。美国想把我们从这座山赶出来，但中国自古以来都对这座山就有贡献，我们只能待在这座山里面，并且继续做出更大的贡献，使得这座山离不开我们。技术需要开放，不开放就无法取得进步。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就算美国对我们关上大门，我们还是要对外开放，绝不能“闭门造车”。

唯GDP论不可取，
高质量发展需注重分配公平

当前全国各地都在开高质量发展大会，但我们需要回答什么叫高质量发展、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国际层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美国以芯片联盟（Chip 4）等方式围堵中国；在国内层面，我们对形势的预判也未必能赶上形势的变化。疫情早期，我们控制住了疫情的扩散，复工复产，保证出口。欧美因为疫情不能得到有效管控这一事实给我们的出口增长创造了机会。之后，我们也想对民营企业加以整顿。当然，整顿不是像西方媒体所说的要扼杀民营经济，而是为了反垄断，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更为健康的环境。不过，反垄断力度太猛，带来了一定的就业压力。教培、房地产、互联网企业这三个行业是民营企业的大本营，力度过大的反垄断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图源：香港01

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们重提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二十八个省份都用了“高质量发展”这个说法。但遗憾的是，各地并未明确指出什么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的来源是什么？如果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而大家都去追求GDP目标，那么，很容易回到过去的“GDP主义”。

从目前的思想市场看，人们有必要感到担忧。一部分人提出，房地产重新变成支柱性产业。这种提法可能非常危险，还是从以前的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贸易的旧思维出发的。广东还是强调投资，但是应当思考投资到哪里去，还要区分投资是有效投资还是无效投资。

就硬基建而言，东南沿海已近乎饱和了，基建投资缺乏空间。粤北山区过去推动了大规模的硬基建投资，但人口都往珠三角流动，造成了诸多无效投资和浪费。如果重复走老路，只会是将公路、桥梁等拆了又挖，挖了又拆。就新基建而言，5G的应用也可以有空间，但空间也不是很大，很难拉动地盘已经很大的经济了。

房地产的发展目前面临着转型挑战。房地产的产业链长、杠杆率高，对我国银行等金融部门的影响很大，牵一发而动全身。若政策不予以一定支持，会产生系统性风险。但是，认为房地产能够再次成为支柱性产业是错误的。我们现在是要逐步解决房地产的旧问题，而不是再度让房地产成为支柱性产业。解决旧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高质量”这个概念放在脑袋里，转变思路。考虑到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房产高空置率，高质量发展应该强调城市升级，从城市升级的角度来带动GDP增长。如今北上深的房产空置率高达到约7%，而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分配不公的问题。

为智慧城市升级提供新动能

（图源：德勤）

广州、深圳还有很多城市居民都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这些城市居民对深圳得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如果没有房子，对城市产生的认同感极为有限。如果他们深圳有住房了，可能就会爱深圳了。现在没有户口与住房的人可能只是“打工仔”，属于流动人口。

对很多人而言，深圳就像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流动赚一笔钱就走了。长此以往，深圳又如何与其他世界级城市竞争呢？从对美竞争的角度来看，美国是世界人才的平台。美国本来就是移民国家，一战、二战后吸收了大量其他国家的科学家。美国以前没有基础科学，只是在《布什报告》出炉以后才建立起来的。美国应用技术跟基础科学都是依靠国际人才发展起来的，硅谷三分之二的独角兽公司都是由一、二代移民创立的。中国吸收到的人才很多是海外华人华侨。如果我们不能吸引欧美的科学家，为什么不可以去吸引印度、俄罗斯、东欧的科学家呢？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不缺资本，同样可以吸引海外人才。技术和创新都离不开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解决目前房地产问题的办法有很多。首先，提议政府设立住房基金，收购空置楼房，以此作为公租房。一线城市的土地成本很高，就连大公司华为都迁往东莞，普通人创业就更为艰难。因此，降低企业用地与居民住房成本，应当成为房地产产业发展的下一个目标。

2023年1月，广东省住建厅表示，要以更大力度、更多优惠、更小成本精确支持合理住房需求 （图源：网络）

其次，空置楼房经改造后，可以建成停车场、养老院、幼儿园等学前教育设施等。拿停车场来说，就是一个可以发展成产业的领域，我国的汽车产业发展很快，但配套的基础设施还远远不够。新加坡、中国香港这样小的地方路边都不像中国内地那样停那么多车，由车辆乱停乱放造成的悲剧已经不少，这些教训应该吸取。

此外，城市中心的空置楼房改建为养老院和幼儿园，体现了一个城市对个体和家庭的温度。比如新加坡PAP（人民行动党）和MFS（全国职工总会幼儿园）就建了很多公立幼儿园，不仅费用较低，其设施和教师水平也很高，成为新加坡家长的首选。一个城市在养老和育儿领域提供的公共服务好不好，对缓解青壮年群体的抚养或育儿压力至关重要。长期来看，这是提升城市对人的吸引力、提高人们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城市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一环。

当前广州、深圳的城市化速度太快，城中村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要怎么改造？简单粗暴的行政改造手段只会让问题加重。要看到城中村在住房成本上具备的比较优势，只有当公租房的价格与城中村持平甚至更低，城中村的居民才会有走出原地的欲望。把城中村改为公租房是较好的改造方式，匹配庞大的人口住房需求，也符合市场运作规律。

因此，从公平分配的思路出发处理问题，城市升级的重点对象应当是公租房、停车场、幼儿园、老人院等，这才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就软基建而言，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软基建应当成为下一阶段的重点。包括欧洲发达国家、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软基建帮助他们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使其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可以说，软基建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制度性条件。

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

（图源：网络）

软基建的制度性作用有以下几个：

第一，软基建是用来保底的。无论是欧洲国家还是日本，软基建旨在保护社会，让中低收入阶层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

第二，软基建是中产阶层的制度基础。我们现在的中产阶层非常脆弱，很容易因各种因素掉入中低收入群体甚至返贫。软基建做好，就可以对中产阶层起到保障作用。

第三，高质量发展需要打造创新社会。创新社会没有普遍的规律，但创新一般在中产占大多数的社会中发生。创新是有成本、有风险的，中产以上的群体才更有动力去创新。只有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条件基本满足后，没有太多“后顾之忧”，中产群体才敢于冒风险，可以大胆去投资、创业、创新。

第四，高质量发展还要打造消费型社会，而消费型社会需要中产阶层的支撑。中国的中产阶层约占总人口的30%，一般而言，中产阶层占比超过50%才能被称为消费型社会，中产社会就是消费社会。软基建是中产最有力的支撑，也是科创的制度支撑。如果软基建做不好，就很难打造创新社会，高质量发展便无从谈起。

更进一步看，中产社会要消费什么。我曾提出，消费社会要重视培养“文化中产”，消费高附加值的产品。一个产品既可以低价销售，也能够以高附加值的价格售出。文化是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加速器。

此外，在公共住房方面，过去一些城市提出公租房比例要达到市场上的20%。实际上，几乎没有城市已经达到这一水准。香港是被公认为“房地产商治港”的地方，但香港公租房的比例也有将近50%。当然，相关制度设计应当十分谨慎，既要提供公租房，也要有商品房。新加坡住房的80%（政府组屋）用于满足公众的需求，20%（市场房）是用于满足中高收入阶层的需求。我们建议，深圳要向公众提供500万套公租房。如果这一建议能够实现，很多问题也能迎刃而解。不过，商品房也是必须要有的，用以满足中高收入阶层的需求。这样一来，城市既能够实现社会公平，又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加坡的经验非常成功，值得参考。

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
需要统一的规则与标准

当前，中国的外循环受到了“系统脱钩”的影响，很难期望继续对欧美市场的出口的依赖，而对东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不能弥补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遭受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利用好东部沿海和内陆西部的协调，即内循环。尽管外循环不畅，但还是要继续推动开放创新。同时，内部循环就显得特别重要。但自从内循环提出之后，实际上有没有循环起来？所以，打造全国统一市场既是实现内循环的需要，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步。

2022年3月，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图源：新华社）

根据党的二十大精神，全国统一市场指的是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方面的统一，也就是营商环境的一体化。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行政层级多，营商环境一体化很难一步到位，就要先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这些区域大市场做起。高质量发展来自统一的市场、规则、标准的对接。不断提升营商环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程极为重要。

具体来看，规则、标准建设有很多层面。首先是企业层面。全球前十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均属中美，我国互联网公司数量庞大，但是缺乏统一的互联网规则。当这些企业走出国门，面对的既有美国规则又有欧盟规则，但缺乏的是由中国推动的国际互联网规则。同样，新能源汽车也是中国可以跟西方竞争的优势领域，珠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得很好，但是没有在此基础上制定出行业规则。

西方是在推动企业互相开放的过程中形成行业规则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之间是一个一个的土豆，彼此不开放、不相连，但美国公司互相开放，又大又强。其实美国企业也是不想开放，但是美国政府在中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反垄断等方法，以开放代替企业分解。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国企不向民企开放、国企之间和民企之间都不互相开放。国企想要做到全产业链的布局，实际上一些供应商由民营企业来扮演会更好。

美国企业间的劳动分工也很重要。一种产品拥有诸多供应商，相当于每一个零件之间都有竞争，一旦一家企业的零部件品质提升了，其他企业的零部件水平也需要提高。相比之下，中国企业过于关注市场份额，而缺少技术进步机制。民企与国企之间应当互相开放。如果不开放，规则和标准就难以统一，我们的企业就只能跟随欧盟标准和美国标准。

从政府层面来说，市场规则要建立起来。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城市的规则尚且无法做到统一，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税收返还，其环保、劳动力、招商引资政策规则都不一样。东西部省份之间更没有协调好，导致东部的资本、制造业和技能优势很难和西部的资源、劳动力和土地等优势结合起来，造成内循环瓶颈。回顾近代历史，欧洲劳动生产力之所以能迸发出来，源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居民无论流动到一个国家的哪个角落，都享受相似的流通政策或标准。欧盟更是一个超国家的共同大市场。因此，规则统一对高质量发展很重要。

高质量发展的三大法宝：
创新、改革、开放

高质量发展的来源首先是创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技术升级与创新。欧美是非常典型的由资本主导技术发展的经济体，而日本、亚洲“四小龙”是非常典型的通过政府主导技术升级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体。日本、亚洲“四小龙”在其经济起飞之后，几乎每十年就推动一次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的核心就是技术升级。为此，我提出了“中等技术陷阱”这个概念。当前中国的供应链、产业链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等水平。以制造业为例，美国是第一梯队，欧洲、日本是第二梯队，中国是第三梯队。当然，中国已经比很多发展中国家做得好，但如今遭遇“卡脖子”和“系统脱钩”，要如何才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要实现技术上的创新和进步，广东下一个目标应该是加州。根据彭博社2022年10月的报道，加州如果单独计算，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把广东的GDP单独计算，是第十大经济体。广东要成为下一个加州，必须依靠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技术创新和进步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必须拥有一大批具有基础科研能力的大学和机构；第二，必须拥有一大批具有转化能力的企业或者机构，既可以是国企，也可以是民企；第三，必须具有能够支撑科技进步的金融服务，这在美国表现为风投。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如果融合发展，这三个条件都是具备的。

加州有很好的大学，而我们大湾区九城的大学加上香港和澳门的大学，基础科研的能力的不可低估，但还需要整合起来。同时，我们必须更加开放，融合世界基础科研体系的思想市场。

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的技术转化能力是最强的，否则不可能在过去几十年成为世界工厂。反观香港，香港要想再工业化成本很高。80年代以后的香港已经把制造业转移到珠三角或者祖国内地其它地方。因此，要把香港的科研优势和珠三角的科技转化优势结合起来。

粤港澳大湾区已就科技产业融合推出专项计划

（图源：网络）

就金融而言，我们缺乏一个有效的风投体系。当前的金融体系主要为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服务。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国资的风投是短期的，其考量依据国资官员的任期而定，一般为3-5年，无法支持需要长期资金投入的科创企业。欧美风投的周期是8-15年。中国的体制决定了很难实现长期的风投，因此我们提出了设立双金融中心的概念，一个是以上海为核心的金融中心，专门为实体经济和金融稳定服务，另一个是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核心的金融中心，与美国的华尔街竞争。在这方面，我们也要做到思想解放。如果还是按照“三驾马车”的老思维，依旧发展数量扩张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则无以为继。

第二是改革。首先在认识上要有所改变。例如，过去常提“三农问题”，是因为当时把城市化当作发展的目标，认为城市化、工业化会最终消灭农村。我个人认为现在不那么强调“三农问题”是正确的。“三农”怎么可能是“问题”？“农业”“农村”“农民”本质上都不是问题。因此，现在提“三农现代化”更为合适。

在农村，我们强调绿色低碳发展，即农、林、水统筹发展，这种统筹发展应当得到重视。中国提出三农的现代化，不能孤立地就本国来谈本国，也要看世界大趋势。美国不到1%的人从事直接的农业生产，而且这个比例还在缩小，其它发达国家也有同样的趋势。一定程度上，中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这样的趋势，只是我们的农村人口基数大，需要更多的时间缩小农业从业人口的比例。因此，总体而言，三农现代化必须结合城市现代化一起考量。

针对所谓“富广东、穷广东”的省内分化现象，也要改变思路，从人性出发，进行改革。农民进城是人性所趋，城市居民到农村享受也是人性所趋。广东的道路、桥梁等大型基建已经足够，后续只是补充和完善。粤北山区应当像浙江那样发展绿水青山，建设更多的省级或者国家级公园，发展旅游业，这才符合经济规律。

以乡村振兴为例，当前广东的“百县千镇万村发展工程”必须寻找新思路，一定要实现资本的双向流动。“百县千镇万村发展工程”要同时实现“两个梦”。一是要考虑到农民的“中国梦”。农村居民有了钱，就到城里买房，把小孩送到城市接受教育，因为优质的资源都在城市，这符合人性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二是城市中上层返乡的“中国梦”。中国文明几千年，无论一个人在哪里发迹，最终还是要落叶归根。各地现在所保留下来的农村“古迹”都是当时人们“落叶归根”的产物，也是传统文化的积淀。如果中国中上阶层不改变生活形态，中国就难以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就没有载体。美国、欧洲是“穷人的城市，富人的乡下”。穷人更希望享受到便利的交通，大家都居住在地铁站旁边，或者交通设施完备的地区附近；而富人自己有能力解决交通问题，所以他们可以住到乡下。中国则与之相反。

时至今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因为体制上的原因，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传统上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但最终还是会往这个方向发展的。中上层的城市居民下乡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失社会资本。农村之所以缺乏社会资本，是因为我们不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对社会资本持怀疑态度。无论是以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是现在的美丽乡村建设，尽管因为一些政策要素推动了部分企业家搞农村建设，但最后还是会爆发出很多问题来，因为在很多地方，这些项目都是在农村的土地产权问题不明确的情况下进行的。当产权不明确、不确定时，企业家就难以用长远的目光在农村规划发展。因此我们要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利用好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企业家的社会资本，更重要的是较为分散的社会资本（即中产阶层的资本）。

改革的思路可以是在保护基本耕地的基础上，尤其是农村基地抛荒比例很大的情况下，保证宅基地可以进行交易。从法律上讲，实际上很多省份也允许宅基地的交易，可以让宅基地流动起来，设置30年、50年甚至70年的产权年限。依靠现代的监督技术系统，我们可以有效防止出现传统社会常见的土地集中现象。

第三是开放。中国可以践行单边开放，并不是说欧美不对你开放，就不开放了。新型举国体制还是要在开放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上流行的“进口替代”并不可取。我们一定要利用起西方的市场逻辑、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而不要掉入西方搞“卡脖子”和“系统脱钩”的政治逻辑。我担心的是中国会陷入政治逻辑。在美国搞泛安全化的时候，我们不能也跟着搞泛安全化，因为不发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

今天的制造业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产业链外迁与人口红利急剧衰退。我国供应链优势是否会衰减需要认真评估。

产业外迁有两种情况，一定要做区分。一种是自然的，就是前面所说的“雁行模式”；另一种是人为的。后一种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大。从特朗普开始，美国想动用行政力量把美国资本在中国的供应链或者国际供应链迁回美国。日本也想这样做，但并没有成功，依然有很大一部分供应链还是留在中国。因此我们不必夸大行政当局的力量，西方资本有着自己的逻辑。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搞泛安全化的原因是政府缺少干预资本的工具，只有运用泛国家安全化的政治逻辑才能控制资本和技术流动。但我们不能陷入这种逻辑。我们有太多工具可以用了，没有必要过度动用国家安全这个理由。如果产业链外迁是自然转移的，我们就不需要过度担忧。我一直强调单边开放，只要开放着大门，西方资本还是会进来的。

至于人口红利急剧衰退的问题短期可以解决，例如用延迟退休年龄等方法。长远来说，这个问题也要解决好。一些地方也在想办法，如四川出台新规，允许非婚生育的生育登记。类似的政策或者试管婴儿等应当被允许。但是，不应当对这类政策抱过高的期望，此类政策西方和东亚其他社会也都用过，但并未对出生率产生有显著提振作用。

世界上人口下降最快的就是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国城市化模式必须避免亚洲绝子绝孙的城市化模式，“只生产GDP，不生产Babies”。日本、韩国的城市化模式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模式。香港、新加坡因为有中国内地的移民，人口危机稍微得到缓解，如果中国出现了人口危机，外部因素是解决不了的。

中国已处于人口红利末期

（图源：好奇心日报）

城市越大，生育率越低。因此我一直提倡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倡过的“小城镇”概念（就当前人口规模而言已不是当时意义上的“小城镇”），加快力度发展“小城镇”，即发展三、四线城市。大城市化或者城市群大都是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为了GDP设计出来的。举例来说，在农村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不产生GDP，但是在城市，给别人洗衣服、去餐馆吃饭就产生GDP了。城市GDP很高，但生活压力也很大。

从这个角度来看，“百县千镇万村发展工程”是改变人口分布结构的一个很好的工程。我一直在主张，不要把所有优质资源放到一线城市，也要考虑三四线城市，即县级城市。县级城市的生活有利于家庭的增长。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回到GDP主义的老路，高质量发展的效果不会太好。以前中国一开放，外国资本和技术就能应声而来。现在重新开放后，我们还要出去“抢订单”，但也没能吸引太多的海外订单。所以，高质量发展这一步势在必行。中国毕竟不是日本、亚洲“四小龙”，西方消化不了我们，我们也消化不了西方，所以要有新思维。过去“三驾马车”拉动经济的思维要转变，高质量发展的途径还需是新三大法宝——改革、开放、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