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04期；时政国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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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这些年来却进行得很辛苦。中美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给世界经济蒙上了巨大的阴影。疫情在全球蔓延，带来巨大风险挑战，这个时候最需要两个大国之间的合作，但人们却没有感觉到两国合作的气氛，倒是闻到了浓浓的“硝烟味”。

无论是围绕着贸易还是冠状病毒，两国间日益恶化的政治气氛，已经使得本来可以发生的合作烟消云散。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着美国的内政外交，在很多方面促成了美国对中国的真实而深刻的忧虑，这种真实性和深刻性是正常时期所不能感受到的。

第一是对经济高度依赖中国的忧虑。谁都知道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但谁都没有对这种高度依赖的后果有过如此深切的感受。正如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议员麦考尔（Michael McCaul）所说：“我确实认为我们要审视我们的供应链，我们 80% 的医疗物资供应来自中国。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还必须依赖中国，当他们威胁我们，说要把我们置身于新冠病毒的地狱，拒绝提供医疗物资给我们，美国就必须重新审视，思考我们能否在美国制造这些产品。”的确，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使得美国资本主义高度异化。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美国的资本主义为了逐利，把大部分经济活动迁往海外，包括与人民生命密切相关的医疗物资。当特朗普大谈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最好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时候，老百姓需要的只是简单的口罩、洗手液、防护服、呼吸机等；而正是这些能够给人民带来安全的物资，美国已经不再生产或者产能不足了。这个现实无论是美国的精英还是民众都是难以接受的。因此，今天的美国出现了“去全球化”就是“去中国化”的论调。但很显然，这并非是因为中国，而是因为资本使得经济利益完全同社会的需要脱离开来。经济本来是社会的一部分，但经济脱离社会时，危机便是必然的。

第二是对中国体制的忧虑。中美之争说到底就是体制之争。中国的“举国体制”在抗疫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有效性，更加强化了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担忧。就美国体制而言，如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所说，美国这次抗疫不力并非美国体制之故，美国总统要负更大的责任。如果说美国精英对美国体制没有有效的反思，对中国体制的恐惧感则是显然的。中国媒体对中国体制的弘扬和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攻击，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两者是互相激化的，即中国越是高调宣扬，美国越是恐惧。

第三是对美国全球地位被中国取代的忧虑。疫情在美国快速扩散，美国自顾不暇。新冠肺炎疫情把特朗普的“美国中心论”推向一个极端，显示出美国的自私性，单边主义盛行。美国不仅单边对中国断航，也对欧洲盟友断航。新冠病毒几乎断了美国世界领导力之臂。相反，中国在本土疫情得到控制之后，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美国的欧洲盟友，甚至对美国提供援助。

美国担心新冠肺炎疫情会深刻地弱化甚至消除美国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还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欧洲国家需要中国的援助，但各国对中国援助所能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中美两国关系上，今天双方的冲突越来越具有厚的社会基础，即两国内部日益滋生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自美国的各种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已经跌到了中美建交之后的最低点。中国尽管没有类似的民调，但从互联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来看，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之低也是史无前例的。

疫情无国界，应对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任务。当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一系列“蝴蝶效应”，国际社会紧迫地需要中美两国深化合作，承担更多责任，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共同抵抗这一跨国威胁。但随着疫情在美国的继续扩散，美国政治人物把责任推给中国，反华浪潮在美国的快速崛起，加之被疫情恶化的经济危机、社会恐惧和美国内部治理危机，各种因素都有可能激化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如果是这样，那将是全世界的灾难。

面对整个世界的历史性转型，中国更要始终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中美两国能否跳出大国竞争“零和博弈”的历史怪圈，是“大变局”时代对两国政治智慧的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