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资本外流、就业不足、过度福利、弱政府等等，这些问题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和政治失衡的结果。这表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又到了一个改革和转型的新阶段。就是说，西方民主需要做出另一种选择。

1、被西方“发明”出的“东方专制主义”，是亚洲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吗？

要构建亚洲价值观，首先就要去除历史上西方对亚洲的污名化。在种种否认亚洲价值观的存在或者其道德意义的论题中，最为著名的乃是流行于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在西方，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从古希腊时代产生起到今天，尽管时代不同、不同国家和文化、不同的的人，对此有不同的表达和论述，其内核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根本变化。

首先，从经验层面，它假定东方专制主义是存在的。在这个概念的指导下，西方不同时代的学者都会去寻找证据证明这种存在。其次，从规范层面来讲，它假定东方专制主义就是东方区别于西方的根本，也就是东方落后于西方的根源，因此，它需要被彻底改变甚至抛弃。

西方文艺复兴之后，走向强大，到了近代西方诸国成为世界强权。所以，近代以来，世界力量格局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西方在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随着西方的文化宗教、经济、地缘政治等利益向非西方世界扩张，对非西方世界所有一切的定义权也牢牢掌握在西方世界。

对于东方和中国价值系统比较的认识是在19世纪之后的事情。到了19世纪，西方的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而资本主义又推动了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

对于19世纪的欧洲来说，有关东方和中国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东方和中国没有发展出像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

在这方面，两位德国学者的著作是必须加以讨论的。一位是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思（Karl Max）。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和理论，以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讨论亚洲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的问题。他发现在亚洲社会，国家往往起来主导作用，例如土地往往是国家所有，国家掌握绝对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国家控制灌溉系统等等，这些便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

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则从宗教文化的角度，也就是用“唯心主义”的方法，回答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产生在西方而非中国这个大问题。到了汉代，儒家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如果说西方新教伦理是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宗教条件，那么儒教精神为什么阻碍了中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呢？韦伯认为，尽管儒家和新教都把自我节制和积累财富视为追求最终目标工具，但是两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儒家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具有文化身份的地位”，而新教所追求的目标是创造“作为上帝工具”的个人，并以对财富的积极追求作为对灵魂进行拯救的工具。在韦伯看来，正是新教和儒教所造就的社会态度和思维方式的这一差异使得资本主义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得以发展。

综合两位大家的观点，结论都非常明确，那就是东方和中国，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宗教文化层面的精神要素，都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的缺失更是亚洲社会经济落后的主要根源。

20世纪仍然是西方的世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民主政治成为西方话语的主流。在80年代之后，西方式民主扩展到东亚社会，包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而90年代初，苏共的解体表明西方民主在竞争中赢得了胜利。

近代以来，西方盛行的是“强权就是真理”。谁是战场上的赢者，谁就是真理。亚洲被打败，亚洲人也“自愿”接受了这个强权逻辑。非西方世界一直处于一个被动的局面，要不沉默，要不只是少数人发发牢骚而已。而对非西方世界的更多人来说，他们接受的唯一观念就是西方的就是先进的。因此，学习西方文明，改造甚至抛弃自己的文明就成为非西方世界的“目的”。随着西方的强势及其地缘政治利益在亚洲的扩张，亚洲很多人的思想也被“殖民”。

2、亚洲的崛起和“亚洲价值观”的争论

不过，也就是近代以来，亚洲社会也在苦苦追求自己的话语权，只不过这亚洲话语权不像西方那样表现在知识层，而是表现在行动层面。亚洲价值观的真正突破口在于东亚社会在发展上的成功。到了20世纪80年代，东亚经济体，主要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从原来贫困落后的“第三世界”跃升为富有的“第一世界”。经济上的成功促成了这些社会文化自信的复苏，使得人们相信自己所拥有的价值观也能创造西方曾经创造过的奇迹。2008年，自西方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再一次给人们机会来反思西方价值和亚洲价值。

如何解释东亚社会经济上的成功？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尽管惊讶于东亚的经济成功，但对东亚成功背后的理论意义却不以为然。现存西方经济学理论常常不能对很多经济现象的根源提供领人满意的解释，特别不能解释导致这些经济变化的根本性的制度和社会力量。例如，德国和日本都是战后活跃的经济体，但是为什么只有日本成功地维持了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如何解释东亚经济体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为什么这一战略只在亚洲“四小龙”新兴经济体而不是在其他欠发达国家获得成功？

很显然，除了那些可以通过在经济学意义上量化检验的“硬”的投入要素，诸如资本、劳动力、技术以外，还有很多“软”的要素，诸如人们的态度和动机、信仰体系、社会关系类型和宗教习俗等。这些“软”的因素都会对“硬”的因素发挥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么，亚洲价值观能解释东亚的成功经验吗？

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受到主流中华文化的影响，例如儒家价值观所重视的节俭、努力工作、尊重教育和尊重权威。这些因素对于这些社会的经济成功有着直接的影响。从这角度来看，儒家价值观可以作为解释东亚经济起飞的最重要的外在变量，如同韦伯用基督教新教理论来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样。

儒家与其说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倒不如说是一种统治哲学。从统治的视角来看，儒家其实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意识形态体系。作为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儒家并不存在不可变的因素。如果说《易经》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本质表达，那么“易”也是本质性的东西，通过“变”来保证“不变”。儒家不仅可以和其他意识形态共存，更有能力去吸收和消化其他的意识形态。

东亚地区在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方面保持相当开放的态度，但是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价值观方面则有诸多的保留甚至抵制。在亚洲的决策者看来，这个经济开放和政治保守的特征正是亚洲成功的关键。

实际上，和西方比较，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市场经济、社会政策和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是非常成功的典范。可以把东亚道路总结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日本首先进行了国家制度建设，包括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日本的民主是在二战之后美国占领期间建立起来的，但人们都明白，日本的民主和西方民主不一样。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日本是一党独大，日本的自民党牢牢掌握着国家政权，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民主体制。

亚洲“四小龙”在日本之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都发生在民主化之前。“四小龙”首先是建立一个权威主义政权，然后实现高速经济发展。等社会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政府再搞度建设。而社会制度建设和中产阶级的存在又为和平的政治开放和民主化创造了条件。相比于欧洲国家早期民主国产中大规模的暴力行动，东亚社会的民主化显得非常理性、有序、和平。

从国家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看，东亚模式的成功主要是他们选择了与西方先发展国家和苏联东欧计划经济不同的“第三条道路”。

在东亚，政府扮演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都经历了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经济发展靠市场驱动，而社会建设上，只有出现了大规模工人运动、西方整体制度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政府才会开始涉足社会领域。但在东亚，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促进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主动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社会制度建设，培育中产阶级，从而避免了类似西方早期具有暴力特征的工人阶级运动。

3、贤能政治：西方未来可能的制度选择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西方各国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经济结构失衡的道路。首先，是国内产业格局的失衡。冷战结束后，很多西方国家加快了产业的转移，把大量的被视为低端加值的产业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这就导致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失衡。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凡是金融业发达的国家，不仅制造了危机，而且也影响到本国的制造业。第二，社会性投资与生产性投资的失衡。因为存在着福利制度，社会性投资在西方不可或缺。在大中民主的政治压力下，社会性投资即使政府不乐意也很难减少。那么，政府的钱从哪里来？政府只有搞债务财政。大多西方政府的债务财政节节升高，背后有很多因素，但社会性投入的负担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三，金融的创新与投机的失衡。当金融创新成为纯粹投机行为的理性化工具，金融系统就会走向畸形发展，进而拖累实体经济。第四，政府与市场的失衡。在分析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西方民主制度所面临的困境。

大众民主对西方经济和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精英（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尽管也开始了选举，但是本质上说是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相互选择的过程，政治和经济体系相互配合，没有重大的冲突。在大众民主化早期，政府开始和资本脱离，向社会倾斜，但政府还是可以超越资本和社会，在两者之间充当协调人。但是在大众民主时代，政府很快向社会倾斜。大众民主说到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对于政治人物来说，要得到政治权力，首先就要得到足够的选票。很显然，从选票数讲，社会大众远较资本来的重要。这使得今天的大众民主越来越带有民粹主义色彩。在福利国家，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高福利也是当代欧洲危机的根源。

全球化、资本外流、就业不足、过度福利、弱政府等等，这些问题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和政治失衡的结果。这表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又到了一个改革和转型的新阶段。就是说，西方民主需要做出另一种选择。

如同政治体制，民主体制也需要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需求。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仍然是对的，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西方民主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时候，民主的形式就要发生变化。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所面临的，是其政治结构和所处的经济、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

在西方现在的福利体制下，人们可以用“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利来获取“一人一份”社会权利，而“一人一份”的经济贡献却被大大忽视。在选票决定一切的情况下，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私利，用政治权力来重新分配公共服务，既造成了很大浪费，也培养了一部分人“不劳而获”的意识。如果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不能回归平衡，民主很难回归正常运作。

要改变这种情况，西方政治精英必须从选票民主中脱离出来。选举只是民主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是表达民主的一个程序，民主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内容。在这个领域，西方民主也可以向东亚国家实践的贤能制度（meritocrary）学习。

贤能制度下，候选人的素质要包括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决策能力、清廉以及个人美德等各个方面。只有在满足了这些基本条件之后，才可以出来交予人民选举。强调“美德”，也可以促成政治精英之间重新达到共识，而无须诉诸民粹主义，讨好选民。精英之间的共识政治，可以促成政治人物去考量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

实际上，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表明的，贤能政治体制，东西方曾经高度一致。所不同的的是，今天亚洲的一些社会尤其是中国和新加坡仍然实践着这种制度并且把这一制度现代化，但西方的大众民主已经彻底使贤能民主政治成为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