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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年，从人口30万的边陲小镇到人口2289万的国际化大都市，从改革开放初期GDP不足2亿元到2019年逼近2.7万亿元，敢为天下先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也是改革开放的最佳诠释者。

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确定了要将深圳建设成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的战略目标。

就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年来的改革经验，如何继续展示先行示范价值，如何在大湾区一体化发展中充当排头兵，实现高质量发展等问题，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原所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

深圳40年的发展经验和路径中，我们做对了什么或者我们正确地坚持什么？（图源：财新网）

深圳40年完成了三次使命

南方都市报（以下称“南都”）：40年前深圳等地被中央考虑并批准成为“特区”，但改革目标和模式到底是什么，对于当时的深圳市还是未知数。在你看来，深圳40年的发展经验和路径中，我们做对了什么或者我们正确地坚持什么？

郑永年：我想这个和当时的局势有关系。至上世纪70年代末，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四小龙经历了六七十年代发展，有了一个基本的发展经验和路径。那就是后发国家和地区，如果想经济腾飞，必须依靠资本和技术。

要发展经济、持续不断地发展制造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民生，我想这是深圳发展40年的最大经验。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将这个目标设计为“小康社会”，现在我们叫“美好生活”。这一目标要靠制造业支撑、靠改革发展。

但是改革和发展需要找个突破口或者说试验区推动经济发展，必须要依靠在地缘上能够就近获得资本和技术的地方。深圳地理上天然靠近港澳，而当时香港经济蓬勃发展，有大量资本和技术可以就近获得，我想这是选择深圳作为改革窗口的直接原因。

让我来评价深圳40年发展，我更喜欢用“使命”来解释这一过程。深圳这40年就是完成了三次使命，核心是利用市场和要素驱动社会发展和进步。当然，这一条路确实不好走。　　

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理解也是个渐进过程，1982年，当时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1992年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再到2013年，我们提出了“市场配置要素起决定性作用”。所以，当时深圳有句口号叫“杀出一条血路来”。这阶段的深圳产业多为“三来一补”的组装型制造业。

深圳的第二次使命是在2008年前后，遇到了金融危机，倒逼产业进行升级，当时叫“腾笼换鸟”，诞生了诸如华为、腾讯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当然，深圳也很好地完成这两次使命。

2019年，中央又给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样的新使命。我们怎么理解这样的新使命？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深圳需要什么样的工具完成这个新使命？中央给了深圳原则性的使命，那深圳怎么完成这个使命，我想还是需要具体细节和改革抓手，来完成这样使命。比如，深圳可以围绕着制造业技术，形成一个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级经济技术平台。

围绕“先行”和“示范区”大有可为

南都：你谈到深圳要嵌入世界级技术，这几年深圳一直围绕打造良好的市场驱动的发展环境，推动了很多具体的落地举措，从细节中见精神。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了一个共生的社会生态。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尤其在当下背景下，你认为深圳政府应如何利用制度创新力和想象力，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改革动力来自哪里？

郑永年：2019年，中央给了深圳新使命，其中有两个关键词“先行”和“示范区”。就这两个关键词，深圳有很多可以做的。比如围绕着世界级制造中心，可以在制度创新和社会治理等领域内，进行很多可以尝试的内容。这个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你看看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洛杉矶湾区的运行机制，沉淀那么多优质的技术和资本。为什么这些优质的要素资源没有流动到世界其他地区，这个是不是值得我们思考？现在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一样了，当时是项目经济，政府负责招一些大的项目进来，GDP有了，经济也发展了。而现在政府应该去打造大型经济平台，利用平台优势，去吸引优质资本和技术。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促成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流动。这40年，我们利用土地、劳动力资源，吸引大量附加值不高的技术进来。为此，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比如环保、空气等稀缺资源被透支。

按照新发展理念，这些发展模式肯定不行了，所以，我们要向其他湾区学习，如何培育和服务那些优质企业和技术，能够留住优质的技术和资本。我想，这是深圳要做的事情。比如提升医疗卫生、教育、公共住房等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尤其是软环境的建设。

深圳要打造世界级技术平台，没有人才肯定不行，但是这些人才需要很好的软环境支持，比如有没有好的初高中教育资源，有没有好的医疗卫生资源。这些都是营商环境的软实力。政府要做擅长的事情，企业和市场最知道哪些是附加值高的技术。如果所有的资本和技术都想进入，通过好的制度让它们不想走也走不了，这样才可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我一直强调深圳的新使命的原因。

构建产业生态，形成南方共同市场

南都：经历40年改革开放，广东珠三角地区成为中国最为富裕的地区。在推动珠三角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深圳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深圳在大湾区内的发展定位。在这样的政策背景和发展定位下，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如何超越世界其他三大湾区，引领世界？

郑永年：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建设平台的价值。我们要做顶层设计，这样才有改革抓手，这就是行动纲领。我们要考察其他三个湾区的做法，你才知道这些平台的建设价值和路径。如果我们还按照以前的简单模式，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资本就像农贸市场一样，做完生意的就跑了。

所以我建议，深圳应该花大力气，打造一个世界级技术和经济平台，将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区考虑进来，利用中国南方的经济腹地，形成一个南方共同市场。有了这样的平台，就能覆盖完整的产业链，附加值既有高端部分也有中低端部分，形成一个产业生态。这个世界级平台有市场空间，有足够的人口，这样就有极大的抗风险能力。

我们不能再走过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老路。这才是在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做法。我们也可以参照一下新加坡的发展路径，以前是一个个项目落地，现在就是整体平台升级，围绕产业平台建设进行城市升级。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这样的世界级经济平台，我们才能具备强大的竞争力。围绕这些制度建设，深圳就可以将内容细化成建设先行示范区的行动纲领。

当前形势下更应明确改革目标

南都：你曾提出深圳改革开放是1.0版本的“请进来，走出去”，到2.0阶段的“与WTO接轨”，未来的大湾区将走向一体化的3.0阶段开放。那么具体到深圳，如何继续成为大湾区未来的发展热土？

郑永年：现在应该是4.0版本。现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我们更应该明确改革目标，围绕这些目标制定更具体的行动纲领。在湾区一体化过程，继续保持领头羊的价值。

现在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对深圳来说，尽管内需比重越来越大、外贸不再像上世纪90年代或本世纪头十年占那么大比重，但外循环的重要性仍不容低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虽然吸收大量西方技术，但创新能力不强，创新能力这些年才引起了重视。所以，现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深圳影响很大。像华为，中国最好的科技企业之一，它相当比重的技术如芯片、操作系统仍依赖于外部供应，成为让人头疼的短板。

客观地说，我们非常需要发展内需；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有外部循环。就深圳而言，我想外部循环也非常重要。中央强调“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点我们要记住。

我们的技术还处于下端，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深圳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还应广泛运用西方技术发展自身，因为西方技术也在不断进步。所以开放很重要，这样才能可持续地打造世界级经济平台。

深圳制造业和香港金融业需对接

南都：在“一国两制”背景下，你认为深圳和香港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或者两者扮演怎样的角色，可以让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并能够依托内地广阔的经济腹地？如何继续深化深圳在大湾区一体化的发展价值？

郑永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当中，香港和深圳都有着明确的定位。香港继续打造国际级金融平台，深圳在制造业领域继续发力。现在深圳的人均GDP接近3万美元，香港达到5万美元，两地产业定位和功能有着明确要求。深圳制造业持续发展需要香港的金融业支持。这样关系也非常明确。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这些资源对于大湾区发展恰恰会起到化学反应促进作用。欧盟有那么多国家，法律制度也不相同，这些国家相互协调就做得不错。

在粤港澳一体化中，深圳制造业和香港金融业如何对接是个关键问题。如果大湾区能通过一体化发展，加上海南自贸区形成一个南方市场，那就能形成广阔的经济腹地，带动包括香港等大湾区城市发展。

深圳要从“组装制造”到“创新制造”转变

南都：逼出来的改革、放出来的活力、摸出来的市场，这三点几乎贯穿了深圳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在当前国际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深圳欲进一步改革开放，你认为应该在哪些领域推进重点改革和探索？

郑永年：我更希望用“辐射”的概念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如欧盟共同市场，对其他地区就有很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我们可以去学习深圳好的经验，包括当年的改革精神，但不是要学习其过去的做法，而且我们不能做简单的描红，要深刻理解深圳的经验。

我想深圳接下来的发展，需要从“组装制造”到“创新制造”转变。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经济平台，深圳应该在某些技术的重大突破上，形成世界级影响力。这样深圳就有了改革发展的抓手，有了这个目标，包括社会治理、市场驱动等制度创新就有了抓手和内容。

深圳40年发展所遇到挑战非常多，成就如此巨大值得世人尊敬，但接下来还是需要明确自己使命和定位，实现可持续发展，继续为改革开放做新的诠释。